习近平新疆行丨千年故城 丝路宝库——走进交河故城

(3) 下文中将使用农民代表来指称由农村地区选举产生的代表，城市代表指称有城市地区选举产生的代表。

现在来考虑另一方面，即如何使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能有效实施。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是以国家权力结构的一元化为目标的，似乎与多元结构无缘。

用耶林的话来说，也即为权利而斗争。现代化导致社会分工和相互依赖，因此形成和加强有机性团结，随之而来的是要确立系统信赖和普遍的规则体系。看起来以强制为特征，其实却建立在具体的交换或契约关系之上，而合意与强制的界线又是流动的、变异的，似乎一切总是处在自相矛盾之中。而在政府撤离之后，公共服务，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无从回避的问题。这个结构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并且强调作为整体的人民性，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主导权。

不难想象，这样做的结果难免将或多或少使立法与司法之间的界限相对化、流动化，进而促进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中国法律体系有可能形成的动力机制。08年底，我针对端洪的那篇文章专门撰写了《政治宪政主义和司法宪政主义》一文，并在北航法学沙龙做过主题报告，青年学者周林刚在评议中点到了我的政治宪法学关怀中的时间逻辑，很到位。

秋风近年来以张君劢为中心的立国之道的研究揭示了民国宪政的诸多被遮蔽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发掘和运用对于面向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伟大综合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2011年5月5日午后于北京西山高全喜教授家中 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学 。可是这种价值核心的设定可能具有任意性，甚至是对实证宪法结构与立宪者意图的误解。您刚才提到真实的问题，这对于政治宪法学的定位特别重要。

我觉得1840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对于立国之道进行了持久而悲壮的探索，总体而言并不十分成功，我们要承继此种历史责任。高：宪法政治学？这不太对吧。

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与您展开这样一场在辈分和知识上并不对称的对话，这一过程中我努力激发自己的思考能力，甚至某些环节已有达致极限之感。对于这样一个连绵不断的中华民族宪法统一的过程，我觉得依据单一文本（规范）的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根本无法承载。就像罗文斯登的宪政三分法一样，所谓的名义宪法、语义宪法和规范宪法也只能是一种相对化的理想类型，如果强行指认或对应，反而会得出许多偏离现实的不准确的结论，甚至落入意识形态简单对立的窠臼。政治宪法学的最终关怀首先在于解决中国自身的根本政治问题。

高：你刚才提到政治宪法学的典范性的制度研究还很缺乏，我同意你这个判断。田：政治宪法学目前确实是处于巩固问题意识、寻找与整合理论资源以及在对话甚至挑战中完成初步学术建构的过程之中，但其学术旨趣确实是制度性的，致力于发现中国宪法的真实规则并通过中国宪法的政治原则加以严格的规范证成。所谓第一共和指的是1911年缔造之中华民国，它甚至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前面的诸多阐释已经能够基本撇清我们的政治宪法学与所谓的阶级论法学的规范性差异，这里不多展开。

不过很多人质疑政治宪法学，可能是基于两点误解或隔膜，一是学科化的话语阻隔与解释力局限，二是对政治本身的不健全的理解。关于你对宪法解释学的这一番解剖，似乎说到了不同的宪法解释学。

高：你这样的一种学术图景的重构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清理并缓和之前多场对话中造成的误解与紧张。从这一点看，政治宪法学之用武之地似乎局限于非常政治。

所谓的第二共和指的是新中国，其宪法的终极困境也源于政党国家问题。所谓的两岸统一问题，在根本上是宪法统一的问题，或者说是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制度性综合的问题。通过上述对话，我渐然感觉貌似剑张弩拔的政治宪法学/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之关系似乎存在一种和解与合作的可能性。当然，随着中国宪政体制的变迁以及宪法解释权的分权化安排，狭义宪法解释学的技术性准备显然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学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与中国的规范宪法学或宪法解释学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验，其学科化原因与局限是类似的。我这几天在思虑一个问题，即政治宪法学与解释学到底是何种关系。

说到青年学生的接受性，这可能与中国的法学教育有关。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陈老师08年那篇文章里对五大根本法的原则性提炼与排序，李文的原则解释的观点恰好证明了政治宪法学的理论正当性。

不过，乐趣与意义也在其中，多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理论视角，可能看山就不是山了，不过总体感觉还是在赶路，没有一个确定的终点。施米特基于此一路径区分出来绝对宪法/相对宪法以及宪法/宪法律，这一学术上的区分对端洪影响大一些。

如果不是最初基于纯粹的知识兴趣和根本的宪政理想，或许不会如此的勤奋，更不会大量涉猎政治思想的原著并从中汲取营养，因为法学院的学生一般还不需要这样进行知识面的拓宽。我觉得如果宪法解释学要保持自身的纯正性，就必须大致局限于宪法的规则解释，其解释方法之开放性结构一旦进入宪法上政治原则与规范的处境之中，作为法解释论立场的宪法解释学就可能丧失其理论正当性，而作为其视角预设和应用情境的司法场域也可能因为过度政治化而丧失宪法上的正当性。

应该说，制宪权处理的仍然是非常政治的问题。大家都试图关怀和包容中国宪法本身的丰富内涵，只是具体的视角、方法原型、话语成熟度和理论解释力各有差异罢了。比如最近我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研究，就是开展政治宪法学之制度性研究的一次尝试，不过我综合运用了思想史、规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可以这样来看，以制宪权为中心的非常政治时期的政治宪法学肯定属于政治宪法学的范围，甚至是相对其它宪法学分支的一个独特的范围，但日常政治中也存在政治宪法学的需求，尤其是已经完成制宪的转型宪法国家。

当然，二者的分歧远小于共识，且都对于政治宪法学持积极防御态势。这与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甚至自由主义史观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应于早期现代，我提出了作为政治宪法学的宪制发生学概念，意指发生学意义上的政治宪法学。田：政治宪法学在当下中国的兴起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

不过，正道最终是不孤的。但这没有关系，我关心的不是形式上的学科出身或是否被某个学科的既有话语接纳的问题，而是问题本身的真实性和理论解释的真实竞争力。

通过社会科学方法发现的宪法规则相当于原料，宪法文本中的原则相当于转换机，政治宪法学的工作就是在搜索、确认并生产宪法规范，同时使得被宪法学者责之并避之的宪法政治原则获得具体化，使得一国之宪法实施与变迁始终保持一种具有真实政治内涵的、重视事实发现与规范过滤的有机过程（constituting）。比如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宪法学上认真处理如下概念：主权、人民、公民、制宪权、政党、代表制等政治宪法概念，并结合自身的政治经验与自主决断进行选择、构造与调整，这显然是政治宪法学的任务。第二种是以权利规范为预设核心规范的价值论的宪法解释学，即规范宪法学，以林来梵教授为代表，其号称是人格主义，我起初误解为社会民主主义，现在看来还是自由主义。政治宪法学刚刚起步，目前还主要是基础性理论研究，典范的制度性研究还比较缺乏，法学教育中的体现还基本没有。

特别是在宪法学家整体为了08年齐玉苓案批复被废止而痛心疾首时，陈老师的那篇反宪法司法化的政治宪法学论文的出现无疑造成了一种雪上加霜的效果——借用林老师曾经评价1996年前后的良性违宪论的话就是吹皱了中国宪法学的一江春水。很多缺乏反思和审慎意识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如此。

为此，我提炼出了早期现代（Early Modern）这个关键性的概念。田：您的这一愿望很好。

《反分裂国家法》是对一中原则的法制强化，但也并未达到宪法性的高度。不过，端洪的主要理论资源大体上属于欧陆理性主义，我本人则是亲英美的，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存在一定理论差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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